长沙文化墙绘公司分享：四中全会总结了13条显著优势，这条为何被放在首位？
近代以来，中国日益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亡，民不聊生。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开始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做了各种尝试，各种主义和理论在近代中国竞相登场。洋务派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在不触动大清王朝封建皇权的前提下走强国之路，结果只能是失败。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试图“跪着造反”，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本主义，结果同样是失败。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仍然未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最后还是失败了。这些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引，没有先进的政党来领导，要改变中国的前途命运是不可能的。
在这样的黑暗与徘徊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找到了一条救亡复兴的正确道路，才经过长期奋斗和探索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
毛泽东同志讲过，“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历史已经证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所以《决定》总结的十三条显著优势的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绝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这方面，苏联解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
由于长期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教条化和体制机制的僵化，导致国家走向衰落、人民陷入贫困，最终瓦解了制度的合法性、政权的合法性。一个拥有70多年历史、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最终解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这个教训是极为沉痛的。
当然，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回头看，可以发现，苏联在制度设计上有不少突出问题。比如，安全机关凌驾于党、政、军之上，居于特殊地位，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产生了不良影响。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次谈话中就曾指出，苏联的内务部、法院、检察院不受党的领导，这是很危险的。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现在“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风景这边独好”。其秘诀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始终坚持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这种改革创新精神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这也就是《决定》所指出的“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
比如，我们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具有显著政治优势。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保证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实现当家作主，也保证了我国“一府一委两院”的组织和运行。比较起来，西方国家实行的议会制度，表面上看起来采取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三权分立”，各种权力相互制约，其实质却是各个政党、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而且最大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总统手中，总统甚至有解散议会的权力，议会实际上成了“表决器”“清谈馆”。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我国的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如果做得不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可以罢免国家主席的。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制不同，他一旦当选，议会可以弹劾他，但他也可以解散议会。
政治协商制度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安排。1946年国民党政府组织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由于国民党违反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相关决议，单方面召开了“国民大会”，遂使政协解体。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
毛泽东同志曾讲过，政协是我们从国民党蒋介石那里拿过来的，他们不真正地搞，我们来搞。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确立后在推进新中国各项建设、汇聚力量、建言献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我们党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和建设有效制度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及时把成功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而确保了我们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契合国情，充满生机活力。这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优越的重要原因。